陶然：主要是因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市场面资金紧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1月份M1增速大幅下降、新增信贷投放偏低，政府的目的，就是希望商业银行能够在信贷方面多投放一些，以满足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需求。

　　时代周报：从2003年开始，存准率被不断调高，甚至调到了21.5%的畸高水平，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陶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或投资过热。人民币汇率被系统性低估，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要冲销外汇就必须不断地释放基础货币，结果造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为了压缩泡沫和通胀，就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民币如果不能有效地升值，那么经济的流动性就会过大，这和当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当然，现在是不是人民币升值的好时机不好说，但至少2002年后人民币应该更坚决升值。这样，不仅会使进口产品更便宜，同时会迫使国内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性，增加内需，到今天我们就不会面临如此大的矛盾。而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升值？就是因为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了，各个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断地压低诸如土地之类的生产要素价格，结果导致制造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产品必须向国外销售，而这就不得不通过扭曲汇率来实现。这里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市场的扭曲会带来另外一个市场的扭曲。所以要改变第二个市场的扭曲，先需要解决前一个市场的扭曲。

　　时代周报：有人担心，下调存准率会使刚刚回落的CPI重新反弹，您怎么看？

　　陶然：这的确是一个矛盾，如果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同时CPI又没完全降下来的话，事情就会比较麻烦。现在CPI刚刚得到控制，但过快下调存准率的确可能引发反弹。到目前为止，央行下调存准率的速度还比较慢；但如果下调得太慢，经济上又会面临下滑的风险，所以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这就是当前发展模式下中国式宏观调控的关键问题所在，一看到经济过热就被迫打压，各种短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齐出动；一看经济不行了，马上又反向操作，循环往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短期的宏观政策有一定的用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还需要进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解除与生产要素相关市场，如土地、资本市场的管制，并同时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减少行政干预，这样才能激发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时代周报：此次下调存准率会不会缓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压力，从而减缓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速度？

　　陶然：这个我不能确定，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现在对房价的打压政策，很多开发商缺乏信心拿地和开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开发商退地的情况。中央打击房价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房地产行业回报周期较长，现在就算贷款给他们，他们都不见得敢开发，所以下调存准率会对房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不好说。

　　我的观点是，第一，不要打压房地产，而要放开土地市场；第二，光进行短期政策调控用处不大，短期政策要配合长期的结构改革，比如土地制度改革。既然这个钱释放出来了，就应该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可以逐步开放集体建设用地，让开发商开发，这样有了足够的竞争，房价自然会降下来，它们还可以为政府创造税收。

　　时代周报：下调存准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陶然：如果利率这个最重要的价格还是没有市场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贷款可能还是会配给到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乃至地方政府。我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除非有很好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都是面对国际国内的中低端市场生产廉价产品。在国际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盈利前景并不乐观。对一些有技术优势、只是面临短期信贷约束的中小企业，下调存准率也许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即使要实现这一点，也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放开中小银行准入，并赋予银行更高的利率定价权，才能够激励银行对他们放贷。

　　目前相当部分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外部市场环境恶化，订单减少，需求不足了，有没有贷款其实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企业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调整方向，或者实现产业升级，或者通过放开一些管制性行业，使这些企业家能够向更有潜力的行业投资，比如一些解除管制后垄断行业，或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后的房地产行业。

　　时代周报：此次存准率下调，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持续下去？

　　陶然：我的观察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而且未来前景也并不乐观，过去10年带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开始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所以货币政策不得不转向，转到偏宽松的方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可能经济下降的速度会比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快，而为了应对下滑，货币政策的转向可能也不得不加快。这就是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必然给宏观调控带来的矛盾。到今天这一步，宏观调控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不能通过切实的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垄断部门带来长期的增长机会，这些放松或者于事无补，或者只会加大资产泡沫，甚至最后形成更多的坏账。

　　总之，不进行改革，不管进行怎样的宏观调控，都会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未来中国5-10年保持高经济增长寻求新突破口的问题。要想保证经济中长期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政府必须要通过政策改革放开一些行业和部门，包括垄断行业和土地、房地产市场，这样才能让短期宏观放松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资金实实在在地资本化、产业化而不是泡沫化。多种内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未来2-3年我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快的下滑，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加快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经济决策的关键。需要指出，垄断行业和土地市场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难事，而这些改革也不是仅仅通过发布一些文件，甚至推行一些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非常扎实研究每个要放开领域面临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深入考察改革后这些领域潜在损益，以此为基础制定完善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既向既得利益群体施加改革的压力，也给他们配合改革的激励。考虑到这些改革所涉及问题和群体的复杂性，以及真正推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难度，政府现在就应该尽快着手制定全局性的改革规划，并推动学术界乃至民间对一些重大政策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公共政策讨论和辩论，给改革增加动力。总之，只有通过切实的改革，才能为中国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创造条件，否则经济短期就存在“硬着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