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策差异似乎对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想想，2006年到2010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获得专利最多的10家美国科技巨头分别是：IBM、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惠普(Hewlett-Packard)、美光(Micron)、通用电气(GE)、思科(Cisco)、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博通(Broadcom)和霍尼韦尔(Honeywell)。

这些公司中有一半似乎并没有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研发工作。2006年至2010年，其中五家的中国子公司均未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相比之下，这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印度开发出来的创新技术或产品未获得专利。

对这些公司来说，印度还证明有更加“肥沃的土壤”。这10家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共获得1,119项专利，比位于中国的实验室同期获得的886项专利要多。

在公司层面上，两国的差距则更为惊人。在这10家公司中，有七家的印度实验室比中国实验室获得了更多专利，在印度和中国的专利总数分别为978项和164项。只有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才拉高了中国实验室的专利总数，这两家公司中国实验室共获得了722项专利，而在印度获得了141项专利。

微软和英特尔的例外很能说明问题。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和英特尔都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的技术平台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由于应用软件要在这些平台上运行，微软和英特尔不必太担心竞争对手剽窃其技术。尽管潜在客户的软件盗版行为令人担忧，却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挑战。简而言之，微软和英特尔把中国变成其全球研发中心，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不必太担心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后果。

鉴于中国对印度看似有三个主要优势，两国研发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的市场比印度的大得多。此外，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印度高三倍，中国的博士生也比印度多得多。

然而，中国政府却成了绊脚石，因为政府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本应该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培养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友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试图从外国公司取得技术。

当一家技术巨头在北京或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地点设立研发实验室时，有95%以上的研究人员是从当地聘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离职，利用他们获得的经验知识成立新公司或加入其他公司（常常是当地公司）。这类人员“溢出”是推动硅谷这样的创新之地发展的关键，甚至比分享具体的技术重要得多。

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它需要有敞开的大门、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需要不偏向中国公司──这些政策恰恰与北京目前实施的一些自主创新措施背道而驰。

（本文作者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为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丁曼(Michael D. Dingman)战略与创业中心主席，以及INSEAD商学院客座教授。王海燕是中印学会(China India Institute)董事合伙人。两人合撰有《企业如何正确制定中印战略》(Getting China and India Right)一书（Wiley出版社，2009年出版））